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第2页）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征异也。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51]

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刘文秀眼见孙可望做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52]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的“舆论”加以验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53]。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那样把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亲郑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54]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然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他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第四节

郑成功与“三入长江”之役的关系

上文已经指出，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破舟山后，鲁监国在张名振等统率的军队护航下借居于郑成功控制之下的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有意把鲁监国的兵将收编，遭到抵制后，双方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1653年，张名振等的统军北上既是为了重展雄风，开拓抗清的新局面，也是为了摆脱郑成功的控制。然而，郑成功却依然以上司自居，把张名振率军北上说成是自己所派。这在前引致李定国信里和永历朝廷给徐孚远等的诏敕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郑成功藩下的文人按照这一口径记述长江之役毫不奇怪。如阮旻锡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赐姓驻厦门，遣前军定西侯张名振等率水师恢复浙直州县，并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56]。杨英《先王实录》所记大抵相同。后来的史家受其影响，都采取了这种说法。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云：“张名振、陈辉之入长江也，焚粮艘，夺战舰，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闻之震动。”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是年（顺治十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这类记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显然严重有悖史实。第一，张名振等鲁监国的军队基本上是保持独立系统的，并没有变成郑成功的部属，北上长江时肯定同郑成功商量过，但不能说是郑成功所派遣；第二，张名振北上时带领的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军队），说成是郑成功拨给士卒二万，毫不足信；第三，把三入长江的张名振与郑系将领陈辉并提，显然是误以为陈辉不仅进入了长江，而且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下面依据史实，对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与郑成功的关系做必要的剖析。

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尽管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战果，但他们深入虎穴的英勇献身精神极堪称道，且客观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意义在于：一是打击了长江下游清朝统治，暴露了清zhengfu长江防务的脆弱。次年（1655）五月，清廷派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领八旗兵驻防镇江京口[64]；同年八月又重新设立江南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各营及沿江汛兵一千八百名[65]，并且把储藏在江宁库中的红衣大炮移至京口，算是亡羊补牢。二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舳舻相接，金鼓齐鸣，直入长江数百里，对大江南北复明势力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三是在战略上配合了李定国进军广东，迫使清zhengfu不敢抽调江南附近的军队赴援广东。四是取得了入江作战的经验，后来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由张煌言担任前锋乃是意料中的事。

第五节

刘文秀进攻常德失利

从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春天开始，明清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长期处于相持局面。这是由于双方都吃了苦头，实力又大致相当的缘故。就南明方面来说，孙可望既同李定国闹摩擦，自己亲自指挥的宝庆周家铺战役又以败北告终，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扼守着辰州（沅陵）、沅州、武冈一线，同清军对峙[66]。清朝方面也吸取了桂林、衡阳连遭重大挫折的教训，在湖南的满汉大员避免重蹈覆辙，力主持重，守着常德、长沙、宝庆地区，待衅而动。这年（1653）十一月，洪承畴以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到达武昌。在摸清了双方兵力部署之后，深知自己面临的局势相当棘手，忧心忡忡地向清廷奉报：

湖广地方辽阔，襟江带湖，山川险阻，为从来形胜之地。今寇乱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姚黄、一只虎等肆害于湖北。兼以土寇附合，苗贼胁从，群聚抢攘，是湖广腹里转为冲边要害。臣今暂驻武昌，见闻最切。如辰、沅、靖州见为孙逆等贼盘踞，水陆不时侵犯。宝庆所属之新化、城步各县虽经归附，而孤悬窎远，屡报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粤，瑶贼出没无常。桂东、桂阳又与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县接壤，有红头逆贼结聚，官兵见在会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后通澧州，苗蛮杂处，时常蠢动。即衡州、长沙虽已收服，而逆党观望，实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论之，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四府粗安，而郧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有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虎踞县界，杀掳肆行。郧县、郧西、上津三县，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贼竟掳舟渡江，两岸蹂躏，逼郧阳仅数十里。近又自均州槐树关渡河者万计。襄阳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县有一只虎（李过，即李赤心）养子小李（即李来亨）、马蹶子（即马重禧）、党守素、李世威等诸贼，位于七连坪等处，将居民逼扶（挟？）供粮。光化县倚山滨江，残废无人。荆州府属之归州及巴东、兴山、长阳三县接连西蜀，虽升补官员，从来未入版图，无任可到，为姚黄、王二、王三等诸逆老营。而夔州之界，只有贼首谭诣、谭韬诸头目数营，俱窟穴于巫山县等处，游抢于彝陵、鄷都、远安、松滋、枝江五州县地方。郧阳治臣朱国治屡报贼情紧急，亟图会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计今日官兵分布机宜，湖南见有满洲大兵、陕西满兵及提督各总兵等官兵，分驻武冈、衡州、宝庆、常德一带，可备防御。然各郡窎远，联络不及，实有首尾难顾之虑。若荆州属县，贼孽正炽，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敌，而大江以南，恐至骚动，此尤当急为筹划。臣与督臣祖泽远会商，长沙系湖南、北总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臣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回应调度，相机进取。……[67]

《清实录》在记载上引奏疏，底下接着说：洪承畴“又疏言：顷者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逆贼李定国距省仅二百里，眈眈思逞，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孙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贼兵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然易见。……”[68]

身膺经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畴这样连篇累牍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隐衷。清廷委派他统率从各省抽调来的“精锐”汉兵经营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汉制汉政策，顺治九年跟随尼堪、屯齐等出征的大批满洲八旗兵被牵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畴之时，颇有言听计从的样子，实际上是让归附清朝的汉族官僚、兵将扮演征服西南未定地区的主角。然而，洪承畴指定调集的兵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原驻湖广、广西、四川的绿营兵也绝对难以同孙可望、李定国等指挥的南明军队相匹敌。跟随他进入湖广的一个幕僚写道：“时可望营头众盟八十余万，各省俱备，独秦人有万余。”[69]对明军兵员数估计过高，但南明兵力尚强当系事实。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畴带领调集的汉兵“精锐”到达湖南，驻防岳州、长沙、宝庆一带，贝勒屯齐立即班师回京，这支八旗兵的进军是清朝入关以来损兵折将、被拖住时间最长又最无战果的一次军事行动[70]。屯齐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后，洪承畴知道仅仅凭借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对付孙可望直接指挥的湘西、贵州明军和夔东十三家军队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连守住湖北彝陵、荆州，湖南常德、长沙、宝庆一线都毫无把握。至于他经略范围内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明大将李定国所控制，就更是力不从心。何况，当时湖南久经战乱之后，地方残破，“大敌在前，小寇在野。满兵络绎，加送迎之烦。而招徕一二难民亦复鼠窜。百姓不来，有司欲去”。经略驻节的长沙“满城极目萧条”[71]，宝庆“城内城外无民无房，并蔬菜买卖俱无”[72]。凭借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同明军相周旋，确实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迅速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给广东当局。[73]

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就在1653年（顺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敕谕中说：“尔等公同经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确，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札，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74]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虽在1653年底，他统兵南下却是相当晚的，大约是在屯齐部清军1654年回京之后方才起行，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春夏之际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季什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75]，直到病死军中也未能参加战斗。二是清廷给他的敕谕措辞上颇有讲究，只命他“镇守”和“驻札”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没有“进取”“剿灭”字样，这充分反映了清廷统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军势尚强，再也不敢孤注一掷了。清方在周家铺战役险胜之后，满、汉大员屯齐和洪承畴等人满足于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军决战。明军方面也同样偃旗息鼓，毫无作为。孙可望在宝庆失利后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据史书记载，他废居昆明时“益循循，谨训子（刘震）读书为儒者风，欲入鸡足山学道”[76]。1654年初在孙可望坚持下他出任“大招讨”，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时领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州、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77]。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当时，正值涨水季节，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78]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明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做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79]。五月二十三日夜，卢明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80]清军乘胜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既告失败，卢明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士气，他随即放弃了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刘文秀出师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讨就很勉强，缺乏克敌致胜的信心，水师失利之后，他自己统率的主力并没有同清方对阵即自行撤返。上文说过，陈泰本人带领的清军因道路被洪水淹没受阻于湖北监利县境，此后不久陈泰就病死于军中。刘文秀在前锋失利、主力完整的情况下本来还可以寻找战机，他的不战而返，说明他无意于此。其次，在战术上刘文秀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天时、地利。水、陆并举的方针固然正确，但是在夏汛到来之际应该率陆路兵马提前行动，然后才出动水师，由于他安排不当，致使水师孤军深入，陷于呼应不灵的绝境。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当时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正是一举击破清经略洪承畴拼凑的汉军、进取江南的大好时机。由于孙可望的图谋篡位，刘文秀只好按兵不动，导致东、西会师的计划全盘搁浅。在几经拖延之后，刘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进攻常德之役。这是原大西军联明抗清以来，最后一次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刘文秀无功而返，随之而来的是围绕拥戴和取代永历帝的内部倾轧，南明朝廷已经无力东顾了。清方在陈泰病死后，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额真阿尔津接替宁南靖寇大将军职务[81]。阿尔津同洪承畴统率的满、汉官兵在军事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军相持。1656年（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畴在奏疏中承认自己奉经略之命“将及三年，犬马之劳不辞，而尺寸之土未恢”[82]。这种局面直到南明内讧，孙可望叛变投降清朝才改观。

[1]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十《张名振传》。

[2]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郑达编辑的《野史无文》卷十收《张名振传》记：乙酉年（1645）“六月初十日，名振刺‘赤心报国’四字于背，自石浦带兵三千，合新募万人，十七日至萧山。”此文未注明作者，推测为张名振之监军金钟所撰。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二之下《张名振传》云，辛卯（1651）“名振既间关监国，为之乞援国姓思明州。国姓责以无功，名振乃露背所刺‘尽忠报国’字样，矢不二。成功心动……”沈光文《挽定西侯》诗中有“留将背字同埋土”句，注云“背上刺有‘忠心报国’四字”，见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四辑）。张名振效法岳飞刺字于背，确有其事，但前二字有三种不同记载。

[3]

杨英《先王实录》。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