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第1页）

第一节

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南下福建厦门。当时，部下的兵将还相当多。郑成功把鲁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寀记载：“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1]这件事可靠程度如何，姑不置论，但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漂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则以寓客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这在以永历为“共主”的大前提下，自然是说得过去的。实际上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史载张名振“至厦门见延平王郑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总制诸军”[2]。这个记载只是反映了郑成功和他的部将对张名振的猜忌，以至于“谤书盈箧”，而说郑成功让张名振“总制诸军”则不符合事实。亲郑文人记载郑成功命张名振管水师前军[3]，意思是把张名振变成郑军部将。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张名振当然不愿屈从郑氏。正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张名振、张煌言决定率军北上，凭借自己的实力（即原鲁监国的军队）开辟抗清斗争的新局面。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八月，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的沙洲。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张部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份档案中所说：“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4]张名振部明军的进驻崇明沙洲只是为长江战役做准备，并不意味着已经进入长江。正如清朝兵部题本中所说：“若夫苏属之有崇明，犹浙属之有舟山也，俱孤悬海外，弹丸独峙……”[5]次年（1654，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关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在南明史籍中记载最为混乱，连年月也众说纷纭。近人许浩基在所撰《郑延平年谱》中“永历七年癸巳三月张名振、张煌言请师之长江”条下特别加上按语，说：

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各书记载纷歧，莫知所据。《鲁春秋》《东南纪事》俱作壬辰（1652）；《海东逸史》作癸巳（1653）；《小腆纪年》作癸巳初入长江，而甲午（1654）题诗祭陵；《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遥祭孝陵。甲午再入长江。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书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谢山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6]

依据清朝档案，参之以张煌言诗文，再以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补充，可以断定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都在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二月，按公历推算已至1655年）。经过情形如下：

1654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部明军乘船分批进入长江口，冲过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面沿江重镇）、福山（与狼山隔江相对）、江阴、靖江、孟河、杨舍、三江、圌山（在今镇江市境）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洲[9]。明军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药、钱粮等物。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带领五百名军士登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泣下沾襟：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

王师抱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

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祃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10]

张名振部海师在镇江停留了两三天[11]。清江南总督马国柱同驻南京的满、汉官员会商后，紧急派提督管效忠领兵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今仪征）、瓜洲；阿思哈哈番尼堪领兵由龙潭救镇江。明军在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三月初六日，张部明军四五百号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12]。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圌山”，初七日乘顺风溯流而上，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13]，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计六奇记：“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索盐商金，弗与，遂焚六百艘而去。”[14]顺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揭帖中说：“今春镇江盐艘被焚，岸市被掠，而财赋之区奚容致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15]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给事中张王治在题本中说：“即如四月间，海贼直犯仪真，未能先事绸缪，遂致焚烧盐艘数百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则悠忽概可见矣。”[16]清江南当局急忙调兵遣将，对深入长江的明朝海师进行袭击。张名振等人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的沙屿稗沙、平洋等处[17]，是为二入长江。

在考定张名振、张煌言率领海师三次进入长江的年月以后，下面可以逐节展开讨论这次战役的战略意图和各方配合的情况。

第二节

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洲，第二次进至仪真，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以战绩而言，即如张煌言后来所述：明军“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徒单弱，卒鲜成功”[24]，清方这时还没有建立一支像样的水师，长江下游驻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严，重点保卫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总督马国柱在奏疏中自称：“但能保全无恙，便为无罪。”[25]实际上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观察，张名振等发动的三入长江战役颇难令人理解。明军旌旗炫耀，金鼓喧阗，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入长江清方要害之区，既不攻城略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军正面交锋。一年之内，三次进入内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动撤退，而且始终不离开长江入海口，这里面大有隐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说：“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崇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贼既至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26]同年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在破获了平一统（永历朝廷授讨虏前将军职）、阚名世（永历朝廷授威远将军职）等人潜伏内地的复明志士后向清廷报告：“该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内地，若非内有奸徒暗通□（线）索，何敢狂逞至此？”[27]可见，清朝当局也多少察觉到复明势力有东西联络、同时并举的战略意图。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39]这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接应均无功而返。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zhengfu逮捕，壮烈捐躯。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40]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41]，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42]，说明这年c混♂xiazhi激ao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43]。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4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做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45]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46]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而做出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八年（1654）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47]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他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时四月矣”。[48]“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请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又言：‘军士皆（当）推心爱惜如子，诸营镇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当参治。’”[49]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住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强忠贞教育。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50]，孙可望本人在途经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征异也。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