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第6页）

上引《明末滇南纪略》。

[53]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按，镇远在贵州东部，当时未必能越过贵阳，戍守镇远，疑有误。

[54]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55]

入滇初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称号，各种史料记载很不一致。冯甦《滇考》卷下云：可望等四人均称王，“城内置四王府”。孙可望发布文告自称“孤”，也是王的口气。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可望“自称平东王，（杨）畏知力争，乃去王号，称将军”。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州志》卷四《沿革》记：“顺治四年，流寇孙可望入滇……伪辅南王（当为抚南王）刘文秀至鹤庆。”1649年（永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瞿式耜奏疏中说：“可望未通之先，其自号不过二字王耳，乃反以一字尊王。”见《瞿式耜集》卷一《纠罪镇疏》。看来孙可望等联明以前确已称二字王。但也有说四人称元帅、称将军的，如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流寇入滇时，定国称安西元帅，文秀称抚南元帅。”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也说，孙可望称平东元帅，李定国为安西，刘文秀抚南，艾能奇定北。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六《学校》记：“流贼张献忠余党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众入滇。”乾隆二十六年《东川府志》卷三《建置·沿革》记“五年五月艾能奇死”，原注“伪定北将军”。康熙十二年不分卷本《阿迷州志》《古迹志》记：“至戊子年（应为丁亥）流寇入滇，伪将有平东、安西、抚南、定北之号。”

[56]

《永昌府文徵》，文，卷九，陈洪图《鸣冤录》。

[57]

马兆羲诸书多写作马兆熙，《楚雄府志》卷六《选举志》举人、进士表，卷七《人物志》均作马兆羲。马为楚雄人，当以本地记载为准。

[58]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59]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

[60]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61]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62]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说：“戊子（1648），孙可望以兵食不足，将近省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征输运省。”

[63]

冯甦《滇考》卷下云：“以官四民六分收。”可见《明末滇南纪略》中所说“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田主所得是从zhengfu所征一半内拨给五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在营庄制度下，“军田每亩市斗谷六七斗，民田八斗至一百二斗不等”。又说：“是时征谷斗石尚无定数，又有四六同分之议。农民视自种之稻仍如己物，以为可以任意携取，有城内民刁小二者偶于己田内摘去熟稻数穗，拿获以偷盗皇粮详请枭示，澂民股栗。”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亩岁纳谷一石二斗，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斩或杖。”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即每亩产谷二石四斗。但也很可能在某些地方逐步实行了定额赋。

[64]

《晋宁诗文征》诗征，卷二，黄都《闻山歌有感》，此诗约作于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

[65]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卷四。

[66]

康熙《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禁酿酒，违者死（原注：法严而人不敢犯，是以兵食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