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第1页）
第一节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势
朱聿键在福建即位和朱以海在浙东监国反映了南方绅民的抗清愿望。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虽然已经覆亡，但南明政权还控制着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几个全省（四川在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控制下）和浙东、赣南地区，人力和财力还相当可观。而清朝统治者在摧毁了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两大对手后，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只要稍事招抚，全国即可平定。1645年六月，英亲王阿济格率师“凯旋”；九月，豫亲王多铎也领兵回京，换来了一位年纪很轻的贝勒勒克德浑以平南大将军名义带领一支满洲八旗兵镇守南京。勒克德浑部下的兵员数目不详，但肯定比多铎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抚江南各省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汉军。如果仅就兵力对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当局是可以利用清军主力北返的时机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南明地域虽广，各派势力却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割据纷争，朝廷虚有其名，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攻。
唐、鲁的对立削弱了东南的抗清势力。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朱聿键是位有恢复大志的君主，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体上也是正确的。可是，真正效忠于他的人并不多，在福建他受制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外的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贵州东部视作自己的禁脔，威福自操；广西巡抚瞿式耜意在拥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离。向心力比较强的是赣南和广东。隆武帝开初并没有看出何腾蛟的割据自雄心理，对何腾蛟的请官请爵几乎是言必听从，不仅把湖广地区的全权委任给他，还指望他派兵进入江西，把自己从郑氏集团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赣州或者湖南。当时，正是大顺军余部同何腾蛟、堵胤锡达成联明抗清协议、湖广兵力正盛的时候，隆武帝认为浙东、福建有鲁监国、郑芝龙的兵力抗击清军，自己移驻赣州或湖南，可以就近节制赣南、湖广、广东和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同清方较量，收复失地。然而，他的这一计划既遭到郑芝龙的反对，又得不到何腾蛟的真心支持，终于化为泡影。
大致可以这样说，崇祯朝时虽已出现少数武将拥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督抚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朝廷威令不行，几乎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清廷虽有内部倾轧，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胜明败主要决定于内部凝聚力。
清阿济格、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拥明势力虽展开了一些反击，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各自为政，互相观望，甚至坐视清军打掉拥明旗帜下的异己力量，心中窃喜。南明军阀和封疆大吏多数是这样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1645年秋天，鲁监国的军队渡钱塘江攻杭州和浙东等地；堵胤锡督忠贞营攻荆州；江西明军和义师也奋起同清方争夺建昌、吉安等府县。兵饷最足的郑芝龙和何腾蛟却一味坐食内地，毫无作为。
第二节
隆武帝的政策和举措
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都是在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建立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抗清复明。由于鲁监国政权控制区太小，影响有限，这里着重叙述隆武朝廷的大政方针。
第一，在总体战略上，弘光朝廷以“平寇”（镇压农民起义）为主；隆武朝廷改为“御虏”（抗清）为主。这自然是形势造成的，正如顺治二年十月清廷派遣的招抚江西孙之獬揭帖中所说：“福藩唤醒唐藩之迷，马士英唤醒黄道周之迷。”[4]奉行“联虏平寇”方针的弘光朝廷在南下清军铁骑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拥明势力终于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朱聿键能够洞察客观条件的变化，总结弘光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的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他即位十天后，就诛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敕谕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5]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的阻挠，没有实现。朱聿键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仍然值得称道。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是从隆武时期开始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第二，朱聿键针对万历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就任监国时，他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其中说：“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不然，立败之道也。”“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治不独出于帝王，必与文武之贤者共之。始于得贤将相，终于得贤百职，四海兆民，方有信赖。民安则华强彝服矣。……帝王量大，则识必高。识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东林、门户，魏党、马党之纷纷哉！呜呼，三党成，偏安矣；四党成，一隅矣！”下文说，他“监国闽省，创设有司，约率众而本己，官不备以惟人；焦劳昕夜，惟贤是求”[6]。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亲出考选推官策题云：“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于今两京之覆，二帝之伤，皆此故也。……大明开天，党肇于神庙之季。东林、魏党；门户、马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荡平，尽去诸党之名，惟在廷严说谎之条，在外正贪婪之罚。……迩日在廷，似犹有不醒之迷，欲启水火之战，朕甚惧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济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难。’然党不去，寇不驱也，审矣。”[7]隆武二年（1646）正月，又在诏书中说：“此后真正魏党，亦与一概涤宽。但责后效，不计已往。盖中兴之时事，臣民悔过且与维新，况轻于此者乎！”[8]当时，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在浙东成了过街老鼠，日子很不好过，要求入仙霞关朝见。隆武帝内心里是欢迎他的，郑芝龙同马士英关系较好，也主张收用马士英。可是，朝廷上许多文臣都表示强烈反对，礼部尚书黄锦、太常寺卿曹学佺等上疏力争。朱聿键只好下诏定士英为“罪辅”“逆辅”，让他在江浙“图功自赎”[9]。对于弘光时依附马士英的杨文骢父子，朱聿键优加委任（主要原因是在唐、鲁争立中杨氏父子站在隆武朝廷一边）。隆武二年正月，在给杨文骢之子左都督杨鼎卿的诏书中特别转达了他对马士英的关切：“阁部臣马士英，朕必不负其捧主之心，在辅臣亦当痛悔其误陷圣安（弘光帝）之戾。诸臣万疏千章，岂夺朕心公论？”[10]可见，隆武帝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隆武帝的见识比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人士要高明得多。
第三，隆武帝在南明诸统治者中是比较关心百姓的。为了减轻民间疾苦，他施政的一个重点是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11]。监察御史吴春枝纠劾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贪污虐民。他当即下旨：“各官赃私可恨，皆纱帽下虎狼也。若不严惩，民生何赖？都着革了职，该抚速解来京，究问追赃充饷。”[12]当他听说被清朝逼勒剃头的军民往往遭到南明官军诛杀时，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13]，严禁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屠戮。隆武元年七月，敕谕总兵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此十字可切记也。”[14]史籍记载，给事中张家玉监永胜伯郑彩的军队进入江西，“时大清兵所至令民剃发，而南军遇无发者辄杀不问。难民因是多输牛酒，为间导；南军咫尺不得虚实，饷、导俱绝。家玉设小牌，免死，给予难民，欢呼来归者千百人”[15]。这个政策同清廷的“留发不留头”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是更得人心的。
第四，朱聿键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罕见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16]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敕谕云：“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违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17]他身穿土布黄袍，安贫若素。曾在隆武朝廷任职的钱秉镫作《宫词》六首，其一云：“内使承恩新置机，诏传大布织龙衣。六宫罗绮无人着，敕与无戎绣将旗。”其四云：“旌旗十万护乘舆，二圣军ong起居。长信宫人骑马出，从龙只有五车书。”诗前有序云：“比闻宫中蔬布辛勤如一日也，北狩之祸，天乎，人乎，追思往事，令人痛绝。”[18]
第三节
郑芝龙兄弟的跋扈
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zhengfu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接受招安，既为明王朝效力，使东南沿海地区相对稳定；主要意图却是借用朝廷命官身份，扫除海上异己势力，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到明朝覆亡的时候，他在福建已经拥有左右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实力。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然而，这种结合却难免貌合神离。朱聿键以恢复明室为己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郑芝龙的用心却大异其趣，他以迎立隆武作为定策勋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唯我独尊的地位，带有很大的割据色彩。这样，隆武朝廷从建立开始，就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朱聿键得到了除鲁监国据守的浙江东部地区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义上他是公认的南明第二个正统朝廷。然而，他的政权是依靠郑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处于郑芝龙集团实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为都必然要受到郑芝龙的挟制。朱聿键即位以后，大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为抵制和摆脱郑氏家族的控制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键和郑芝龙、郑鸿逵之间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朱聿键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的时候，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部将杨耿在半路上割掉何楷的一只耳朵，借以向朝廷shiwei。[23]
朱聿键原本希望郑芝龙、郑鸿逵统兵出福建，建功立业。在他的一再训令下，郑芝龙不得不派永胜伯郑彩带兵出杉关，援救江西建昌义师。郑彩到达杉关之后却按兵不动，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怎样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不久听说清军将至，拉起队伍就跑，三日夜退到浦城。张家玉极为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1646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正月，又因郑鸿逵部将黄克辉从浙江江山撤退回闽，隆武帝大怒，指责郑鸿逵“始则境内坐糜，今复信讹撤转，不但天下何观，抑且万世遗耻。未有不能守于关外而能守于关内者”，下诏将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24]这些事实表明隆武帝致力于中兴事业，不愿充当郑氏兄弟的傀儡。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隆武元年八月，江西督师万元吉上疏请移跸赣州，疏中写道：“赣（指赣州）居上游，豫（豫章即南昌）不能仰面而攻，且左为楚，右为闽、浙，背为东粤，足以控制三面，宜驻跸。”[25]朱聿键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26]，开始做向西转移的准备。
朱聿键和忠于他的臣僚做的这种战略部署，连当时任清朝江西提督的金声桓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给清廷的奏疏中写道：“以臣今日细观福建（指隆武朝廷）陈兵之势，俨然一常山之蛇，以浙东为首，江西为腹，湖南、广西、云贵为尾，敌畏江南满州（洲），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这是指鲁监国政权的兵——作者按），乘臣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洲）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臣计南赣、建昌、广信之贼虽号有三十余万之众，若得满州（洲）二万从江西来，合臣兵二万，臣效前驱，立可翦灭无余，随由南赣直捣闽广，凭腰肋之间铲为两断，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钱塘可一苇而渡矣。然后合力平定云贵，一统之业岂不易易哉！”[27]可见，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问题是，南明方面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予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的逆转，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归明时都是在赣州城下屡遭挫败，不能全力北上，详见下文）。
第四节
黄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杀
隆武帝锐意恢复，郑芝龙却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首席大学士黄道周不胜愤慨，自告奋勇督兵出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28]，隆武帝派赵士超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任军前监纪。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内心窃喜，唯恐其不去，既不拨给精兵，粮饷也只支给一个月的定额。师出不久，兵饷就接济不上。黄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贞之士。黄道周虽然身处多事之秋，读过一些兵书，为《广百将传》做了注断，却只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凭着一腔热血奋勇向前。施郎（后改名施琅）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29]。黄道周到达徽州府境之后，蒙头转向，直到金声兵败被俘，他才弄清楚原来自己的军队同金声部义军只隔一座山。他的兵力能不能解救金声固然是个问题，但至少说明他情报不明，缺乏军事才能。金声部既已覆败，黄道周带领的少数军队又不是清军对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他率部从徽州婺源转入江西，一再写信策反清江西提督金声桓，被置之不理。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探听到黄道周在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第二天清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率领宁国总兵胡茂祯、池州总兵于永绶、徽州总兵李仲兴、芜采总兵卜从善分三路围攻，黄道周部下士卒牺牲的有一千多人，余众星散，他本人和文官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志洁、中书蔡雍、赖继谨，武官游击朱家弟等被胡茂祯部俘虏。[30]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畴劝降不成，奏报清廷后于三月初五日将他杀害[31]。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第五节
清兵占领浙东与鲁监国航海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32]。博洛带领的满洲八旗兵到达南京后，原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把东南军务做了交代，就带领本部兵马回北京休息[33]。博洛调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将，积极准备进军事宜。据洪承畴报告，“今钦命行征南大将军贝勒督兵赴浙闽征剿，职会发提督曹存性、总兵李应宗、于永绶、张应梦、贺胤昌、范绍祖、王之纲、苏见乐、冯用等共官兵七千余名”[34]随征。实际上跟随博洛进攻浙东、福建的汉族军队远不止此，例如吴淞总兵李成栋部五千兵马后来也被抽调南下，总数至少在一万名以上。
五月十五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涸流细。清军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两路，一路由主力马步兵组成，从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大举进攻；另一路由水师组成，从鳖子门沿海而进，二十九日东西会合，全线出击。方国安等部署的钱塘江防线顿时瓦解，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鲁监国在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35]次日早晨，博洛过钱塘江，亲自指挥追击[36]。六月初一日，清军占领绍兴[37]。朱以海出逃时，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宫眷、世子退往台州，毛有伦却改道蛟关以便入海，途中被叛将张国柱截获，送往杭州[38]。鲁监国所封越国公方国安带领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战而降，先后跟随降清的还有新建伯王业泰、内阁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吏部尚书商周祚、兵部尚书邵辅忠、刑部尚书苏壮，依附于方国安的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太仆寺卿姜一洪等，武将有总兵陈学贯等十八人，副将以下不计其数。[39]兴国公王之仁见大势已去，流泪说道：“坏天下事者，方国安也。敌兵数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唯一死而已。”他率领部分兵员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斌卿伪许之，且曰：顷张国柱犯鲁宫眷，不义，请合声其罪。乃甫出洋，忽炮反攻之仁，尽有其舟。”王之仁对黄斌卿的背信弃义痛恨不已，把家属九十三人的乘舟凿沉，全部溺海而死，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进大海，自己留下一条大船。竖立旗帜，鼓吹张盖，直驶吴淞江口。当地清兵以为他是前来投降的明朝高官，在六月二十八日送到松江府，吴淞总兵李成栋不敢怠慢，立即转送南京[40]。王之仁见到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时，慷慨陈词，说自己是“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洪承畴开初还希望他回心转意，以礼相待，婉言劝他剃发投降。王之仁断然拒绝，大骂洪承畴“反面事仇，先帝赠若官，立庙祠若、祭若，荫若子；若背义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41]。洪承畴羞愧满面，无地自容，下令将他杀害。
清军进占浙东府县后，大学士张国维、督师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陈函辉、大理寺少卿陈潜夫等先后zisha。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博洛亲自统率满、汉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从绍兴前往金华，二十六日把该城四面包围。由于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博洛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浙闽总督张存仁也奉命带兵参加攻城[42]。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华才被攻破。朱大典带领家属和亲信将校来到火药局，用绳索捆在火药桶上，点燃引线，轰然一声，壮烈成仁。朱大典在明末官场上以贪婪著称，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他却破家纾难，体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清军进入金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43]，又炮制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