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第1页）

一时激愤给了我异乎寻常的能量，一踏出退隐庐，这股力量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刚在新居安顿下来，尿潴留的老毛病又复发了。病势凶猛，让我痛苦不堪，现在又新添了疝气的毛病。这种病症已经折磨了我好一阵子，起初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疾病。病来如山倒，我很快就病得不成样子。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为我诊治，对我讲明了以前的病情。探条、扩张器、绷带，老年患者用得上的家伙事全都聚集在我身边。残酷的事实让我意识到，人上了年纪却不服老，那是非要吃苦头不可的。

明媚的春光并未让我恢复精力，整个1758年我都无精打采，怠惰无力，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我已从友谊的幻象中彻悟，让我热爱生命的一切都已化为泡影，从此，我在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让我愉悦的事，眼前所见只有痛苦和灾厄，没有一星半点的快乐。我期盼着最终一刻的到来，让我摆脱仇人，重新获得自由。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吧。

我搬到蒙莫朗西似乎让德·埃皮奈夫人措手不及，或许她真的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当时正值酷寒严冬，我病成那样，又众叛亲离，种种因素都让格里姆和她相信，只要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一定会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尊严，低三下四地乞求他们让我继续住在退隐庐。然而，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再屈居人下。我突然搬走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只能孤注一掷，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设法把我拉回身边。格里姆选择了前一条路，不过我从德·埃皮奈夫人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可以看出，她也许宁愿选择后一条路，这封回信的语气比之前缓和了许多，似乎为重归于好做了铺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她这封回信，长久的拖延说明她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措辞左右为难，足以证明她的回信经过了再三考虑——此时说太多好话会连累她自己。她写了此前那几封信，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闹出这么一场风波，现在她却小心翼翼不在这封信里漏出半句难听话来，着实让人惊讶。我现在把这封信抄录如下，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1758年1月17日，日内瓦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您12月17日的来信。信是装在一只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到现在才送达。我只能回复您的附注，信的内容本身我不太理解，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是很想把这一场风波完全当作一场误会。现在让我谈谈您的附注吧。先生，您可能还记得，我们早已约定，退隐庐园丁的工资由您经手付给他，这样他才能充分体会到您是他的雇主，以免他和前任一样闹出不成体统的笑话来。事实是，他前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到您手里了，而且我在动身前没几天还和您说好，您付给他的工资，将来我会归还给您。我知道，您起先推辞不要，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您支付的，那当然是垫付，咱们有约在先，这是说定了的。卡乌埃告诉我，您不肯接受这笔钱，这其中想必有误会。现在我再次吩咐人把这笔钱给您送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罔顾我们的约定，坚持要替我付园丁的工钱，还一直付到您搬出退隐庐的那个季度。先生，我希望您想一想我有幸对您诉说的这番话，请不要拒绝您好心为我垫付的那笔工钱。

有之前的经历作为前车之鉴，我对德·埃皮奈夫人已失信任，自然不愿意和她重修旧好。我没有回信，我们的书信往来到此为止。她见我决心已定，自己也就拿定了主意，她完全接受了格里姆和德·霍尔巴赫小团体的意见，和他们串通一气，非要将我逼上绝路不可。他们在巴黎奔走活动，她就在日内瓦遥相呼应。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她开了头的工作，最后由他来完成。他们俩没费多大力气就把特隆桑拉下了水，特隆桑对他们鼎力相助，成了迫害我的人中最疯狂的急先锋。可他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里应外合，暗中在日内瓦播下了阴谋的种子，大家将会看到，四年后这些种子就要在日内瓦生根发芽。

他们在巴黎反而闹不出那么大的动静。我在巴黎毕竟小有名气，再说巴黎人生性不记仇，所以也就不容易被仇恨支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首先四处宣扬，说我抛弃了他们（见德莱尔的信，信函集b第三十号）。他们戴着朋友的虚伪面具，表面上抱怨我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实际上则是在四处散布对我恶意中伤的谣言。一般人想不到其中的阴谋诡计，所以容易听信他们对我的横加指责。他们暗中谴责我寡情背信、忘恩负义，这种指责点到即止，效果反而格外明显。我知道，他们栽赃诬陷，给我捏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可我无法打听到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从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中推测出来的，不外乎四大罪状：一、我退隐乡间；二、我对德·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我拒绝陪德·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搬出退隐庐。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如果他们还往我头上安了什么别的指控，那他们的保密工作一定做得太周全了。

我相信，支配我命运的那帮人后来实施的一整套计谋就是在这一时期制定出来的。倘若我不知道助人为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定会觉得这套计谋的进展之神速与成效之显著堪称奇观。现在，我必须尽量用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在这套深不可测的计谋中能够看清的部分。

当时我已名满欧洲，但我始终保持着崇尚淳朴的初心。我对一切党派之争和勾心斗角都深恶痛绝，这种厌恶是我自由独立的保障，让我除了心灵所向之外了无牵挂。我独自一人身居异国，与世隔绝，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需坚守自己的原则，克尽自身的义务，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在正道上，绝不会为了献媚或迁就任何人而牺牲正义与真理。两年来，我退隐在寂静的乡间，远离尘世的羁绊，与外界不通消息，对外事一无所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我住的地方虽然距离巴黎只有四法里，但是我对世事不闻不问，所以和住在远隔重洋的提尼安岛上并无二致。

格里姆、狄德罗、德·霍尔巴赫等人则完全相反，他们身处旋涡中心，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金字塔顶，交友广泛，他们三人结交的朋友差不多覆盖了上流社会的所有圈子——名门贵胄、文人才子、市政官员、贵妇佳人，到处都有相熟的人与他们串通一气，他们有的是办法让所有这些人都听信他们的话。诸位不难看出，这三个人联合一致对付我，双方地位的优劣对比多么分明。诚然，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都不是（至少我不相信他们是）善于策划毒辣计谋的人，他们一个没有这样险恶的用心，另一个没有如此狡黠的头脑。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反而更能取长补短。格里姆一个人谋篇布局，只在付诸实践时把另外二人必须知道的部分告诉他们，让他们配合便罢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让这种配合易如反掌，整个阴谋的效果也证明他的谋略确实更胜一筹。

正是凭借他胜人一筹的头脑，格里姆才感觉到他能从双方地位的差异中取得的优势，他要让我彻底身败名裂，让我得到与现在截然相反的名声，同时又不连累他自己。阴谋的第一步便是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让我闭目塞听，无法看透他们的阴谋，更无法揭开他们虚伪的面具。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他们要把配角蒙在鼓里，不让他们看透其中的不义之举。他们要欺骗那些正派人，让所有人都站在我的对立面，连一个朋友都不留给我，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总之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还能说什么？但凡有一位仁人君子对我说：“您装什么有德之人？现在人家都是怎么怎么看待您的，大家根据某事某事对您做出了评价，您还有什么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也就露馅了。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更清楚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别人的能力也心中有数。我真为人类的正义感到愤怒：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实在太准了。

他在黑暗中行走，要想走得稳当不失足，那就必须放慢脚步。他的计划已经进行了十二年，最困难的部分依然尚未完成：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他，比他预想的还要不依不饶。他正是害怕这一点才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现在他找到了更好操作的办法：把凌驾于我之上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这股势力的支持让他有恃无恐。正直不是他的爪牙们引以为豪的品质，光明磊落更是无从谈起，所以他再也不必担心哪位好心人走漏风声了。对他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将我困在重重迷雾之中，永远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他心里明白得很，不论他的机关多么巧妙，只要我看见了，就能一眼看透。他最擅长的伎俩就是一边诋毁我的名声，一面假装顾全我的名声，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慷慨好德的外衣。

德·霍尔巴赫小集团的暗地中伤让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可我无从知晓，甚至无从推测他们究竟指责我什么。德莱尔在来信中多次都对我说，有人往我身上泼脏水；狄德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口气更加讳莫如深。而当我追问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问出的又不外乎上述几大罪状。我从德·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我无法将这种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他自己给我的信还是一样友好，养病归来后他还看望过我；我也不能怪罪自己，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地分手，分手后我除了搬出退隐庐之外没有发生任何变故，而她自己也认为我搬出退隐庐是必要的。她不肯承认对我态度有变，可我心里一清二楚，我不知道该怪罪谁，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我知道她非常迁就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们俩和圣朗拜尔关系都不错，恐怕就是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让我写信时总是满纸牢骚，她对我的信便彻底厌烦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一件也看不真切。想象力极其敏感丰富的我陷入了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与世隔绝，索性一无所知，那我或许还会平心静气一些。然而我的心在这世间依然有牵挂，我的仇敌们便抓住我这一点眷恋，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微弱的亮光透进我的幽居，却只能让我感觉到有人在我背后暗中做着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

我毫不怀疑自己就要被这种无法承受的残酷折磨压垮，我生性开朗坦率，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非常害怕别人向我掩饰他们的感情。万幸的是，我也找到了一些让我分心的趣事，得到了有益于心灵的消遣。狄德罗最近一次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和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词条。他告诉我，这一词条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着写的，他们想在日内瓦建一座戏剧院，各项准备已经就绪，不久就要动工开建。狄德罗对这一切感觉良好，毫不怀疑剧院会大获成功。而我当时要和他争辩的事情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所以什么也没说。但是，我对有人在我的祖国耍这种诱惑的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急等着收录这一词条的《百科全书》出版，想看看能否针对该词条写一篇答复，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幸后果。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词条写得相当巧妙，文采斐然，无愧于作者的名声。好文章并没有改变我驳斥的打算。尽管当时天气严寒，我又心灰意冷、忧愁多病，再加上新居还未收拾停当，一切多有不便，但我还是凭着一腔热情，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拿起了笔。

那一年冬天格外寒冷。二月，我每天早晨和午餐后都去住处的庭园深处，登上四面通风的塔楼，在那里待上两个钟头。这座塔楼伫立在一条坡道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遥望简朴而肃穆的圣格拉蒂安城堡——那是英勇善战的卡蒂纳元帅的隐居之所。塔楼上冷得像冰窖，没有遮挡风雪的屏障，没有可以取暖的东西——除了我心中的热情。我只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第一篇让我充分体会到写作乐趣的作品（当时《朱丽》才写了不到一半）。在此之前，赋予我灵感的都是道德的激愤，而这一次让我文思如泉涌的却是温柔敦厚的心。过去，作为旁观者见到的种种不公平让我义愤填膺，这一次我自己也成了不公平的对象，却让我感到悲伤而不是恼怒，那是一个多情而柔弱的灵魂被原以为心心相印的灵魂欺骗之后不得不缩回去的那种悲伤。新近的遭遇还在我心中激荡，激烈的碰撞余波未平，自身的痛苦和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在我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种融合。我不知不觉地将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我在文中刻画了格里姆、德·埃皮奈夫人、德·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的形象。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下多少甜美的泪水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中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医治的致命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连根拔起。字里行间还掺杂着我的顾影自怜，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己只剩最后一口气，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最后的告别。我绝不是怕死——眼看死期渐近，我反而感到快乐——我只是觉得遗憾，因为世人还没有认识我的全部价值而我就要离开人世，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多么值得他们爱戴——如果他们多了解我一些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这篇作品的笔调不比往常，与之前作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写好这封长信，我开始修改润色，誊清之后便可拿去印刷。就在此时，长时间了无音讯的德·乌德托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再次让我陷入悲痛，我平生从未感受过如此痛彻心扉的伤悲。她在信（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已经传遍了全巴黎，一定是我告诉了什么人之后才宣扬出去的，风言风语传到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害得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给了她一个公道，现在他们已经和好。但是，为了对他和她自己负责，考虑到她的名誉，她必须和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在信里仍然向我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停止对我的关怀，他们会在社交场上为我辩护，也会不时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你这个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呼喊道。但我没有立刻下定决心谴责他。我疑心还有别人知道我的恋情，也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但是很快我就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充分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他很了解我的心思，现在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便能推测我此刻的处境。于是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太多时间和我详谈，后来又来了一次。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当时没在家。戴莱丝倒是在家，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说明了一些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事实。我从他口中知道，社交圈里大家都毫不怀疑我和德·埃皮奈夫人曾经的关系就像现在格里姆和她一样，对于这个纯属无稽之谈的流言，我和他一样惊讶。圣朗拜尔也曾惹得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开的真相彻底扫清了我对我们决裂的遗憾之情。关于德·乌德托夫人，他向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这些细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德·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清楚，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承诺替我保守秘密，可他偏偏向圣朗拜尔泄露了我的秘密。这样一来，我决心和狄德罗彻底决裂，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已经发现，私下里绝交对我不利，反而让那些最险恶的仇人有机会继续戴着友谊的假面具。

关于绝交，社交场上有好些所谓的既定准则似乎都是为了欺骗和背叛订出来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却还要装出朋友的样子，这就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便于欺骗正派的老实人，坑害曾经的朋友。我还记得，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德·图尔讷米奈神父绝交时曾四处宣扬，见人便说：“德·图尔讷米奈神父和我已经不再是朋友了，无论他说我什么还是我说他什么，请诸位都不要听信。”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为人坦荡，光明磊落。我和狄德罗绝交也打算学这个榜样。但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绝交的决定公之于众，而不至于闹成一桩丑闻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可以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插入《教士书》中的一段话，借用这段话宣布我与他的决裂，这样也顺便说明了原因，知情人一看就清楚，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我在这篇作品里还格外留心，每次提到我绝交的这位朋友，始终怀着即使友情不再也应当怀有的尊敬。大家读到这篇作品便可看到这一切。

普天之下，有幸运就有不幸。人在走背运的时候，连勇敢都可以成为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就为人称道，我做了就只能遭到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刊印出来后，我刚收到第一批样书便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他头一天晚上还以德·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信（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1758年10月10日，奥博讷

恕我直言，先生，我不能接受您寄给我的厚礼。当我看到您在序言里针对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应该是《教士书》），惊得失手将书丢开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您应该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怪罪他的所谓泄密之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些对不起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即便他对不起您，您也无权这样公开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您作为他的老朋友，却和那些嫉妒他的人一起叫嚣。不瞒您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令我十分反感。我和狄德罗关系很一般，但是我尊敬他。我深切感受到您给这个人造成的残酷伤害，可是过去您在我面前只怪他有些软弱而已。先生，你我二人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南辕北辙，话不投机，不必多言。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从没有对别人做过能让他们永生不忘的好事或坏事。至于我，先生，我答应您，我将忘掉您这个人，只记住您的才华。

读了这封信，我的愤慨甚于痛心。我找回了自己的傲气，在极度痛苦中给他写下了这封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