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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悍将:鞑子休度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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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5章改革科举积蓄力量(第1页)

第385章

袁飞没有回避孙承宗的质疑,他坦然道:“阁老,本侯不是在另立科举,而是改革科举!”

大明的科举制度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正式确立的,他需要大批能忠实地执行皇权意志的工具人来治理庞大帝国。

因此,八股取士的考核目标非常简单,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记忆,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固定的可量化的写作模板。

八股文对文章的结构、字数、语气都有严格要求,甚至规定必须代圣贤立言,这种训练本质上是一种严苛的格式化写作。

八股文不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培养的是最循规蹈矩的官僚,而非锐意进取的革新者,思想家顾炎武曾痛批其危害:“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八股文考试内容完全限定在儒家经典内,导致全社会精英将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对于数学、工程、地理、军事等实务知识,则无人问津。

这使得明朝在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如一条鞭法,工程技术如治理黄河,和军事挑战如与建奴的战争以及奢安之乱时,严重缺乏具备专业素养的官员。

如历史上崇祯皇帝面对财政问题时,朝中大臣居然同意裁撤驿站系统,要知道驿站系统是全国的神经网络,这种自毁长城的政策出台,正是这种知识结构失衡的恶果。

由于取士录取名额极少,每科三年一次,全国仅二三百人,这种录取人数甚至比后世博士的录取率还要低,自然而然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迫使考生将毕生精力耗于文字游戏。

更为关键的是,文章好坏评判标准极为主观性,就像后世的某些导演在选剧本的时候一样,一个好故事,还是一个烂故事,全凭导演的喜好。

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有真材实学的编剧没有发挥空间,有导演亲睐的编剧,写出一大堆如同狗屎一样的剧本,结果就是观众也被喂了一嘴屎。

然而,这种极度内卷的竞争不仅无效消耗着最优秀人才的才智,也催生了庞大的师生同乡关系网,最终演化成了明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党争,入仕后的官员们习惯于用道德口号进行站队和攻伐,而非就事论事地解决实际问题。

大明科举制度认定,只要八股写得好,就可以胜任从知县到内阁大学士的任何职位,比如孙承宗,他就是一个从没担任过知县的进士,从翰林到左春坊,直接被任命为边疆大吏。

这就彻底堵死了那些有实际技能的专家,水利、农学、军事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入国家管理层,导致国家治理的专业性严重丧失。

袁飞在后世的时候,也曾看过不少穿越到大明的小说,比如回到大明当暴君之类,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挽救大明的命运。

这其实是比较想当然的事情,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大明也只选拔出来了卢象升、王阳明和张居正等少数人才,而大部分都是狗屁不懂的书呆子。

八股取士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控制系统,它成功地通过思想统一和严苛选拔,维护了皇权稳定和士大夫阶层的体面。

但它是一个彻底的治理失败系统,因为它无法为国家选拔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当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在如同股市牛市的时候,放条狗都能赚钱,还无法暴露这些问题。

但是,面临内部财政崩溃,农民起义和外部强敌入侵等复杂挑战时,这个系统培养出的标准件官员们束手无策。

因此,明朝的灭亡,某种程度上,就是这套陈旧的选士系统在面对时代巨变时,因自身无法产出的补丁而导致的整体性崩溃。

想要改变大明的灭亡的结局,唯有系统性地改造大明科举制度。

然而,作为大明科举制度出来的孙承宗,并不认同袁飞的观点:“大明的科举,何须改革?”

“大明的科举,选拔出来的只是一些擅长弹劾的言官,比如东林党人,甚至可以说,科举制度,选拔不出来一个合格的县令!”

“侯爷这话老夫不能全认。”

孙承宗不等袁飞说完,急忙打断道:“朝廷取士数百年,也选出了不少能臣干吏,于谦、王守仁、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侯爷若说科举选不出人才,未免有失偏颇。”

“阁老说的这几位,本侯都敬重。于少保守北京,王阳明平宁王之乱,张江陵一条鞭法……他们都是大明的柱石,本侯不敢说他们不是人才。”

袁飞的话锋一转,接着道:“可阁老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的才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还是他们在官场上历练出来的?”

孙承宗的目光微微一凝。

“于少保二十三岁中进士,入仕之后在地方上做了九年知府,又做了几年巡抚,这才有了后来守北京的经验。”

“王阳明二十七岁中进士,在刑部、兵部、地方上辗转了十几年,打过仗、剿过匪、治过民,这才有了后来的心学和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