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世界之争（第2页）
鉴于结果的严重性，杜邦公司决定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配售给21.1万名杜邦股票持有者，每个持有100股杜邦公司股票的股东，将能够得到137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但是，如果按照法律，股东们必须支付由此而增加的巨额所得税，那些大股东还是不得不出售股票来交税。
在这关键时刻，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杰·阿伦·弗利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了杜邦股东们的利益而上下奔走、提出议案。他建议，将裁决中关于剥夺财产的内容从“普通收入”改为“减少了的资本收益”，并准许被剥夺的股票能够按照购买时的原价进行税收减免。
在杜邦家族上百年来编织的庞大关系网运作之下，这个议案受到了广泛赞许。保守派人士说，采纳这种建议会保护私有产权，符合美国精神。而自由主义人士中也不乏支持者，例如尤金·麦卡锡警告说，如果这个议案不能得到通过，很可能会让两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变得反常，导致许多人或公司的财产投资有价证券面对反常后果。
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肯尼迪总统对该议案的支持态度。
1960年时，杜邦家族并不赞成肯尼迪担任总统候选人，相反，他们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参选，并在其竞选运动中捐献了12.5万美元，这是其竞选团队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款项。然而，当肯尼迪任职总统后，由于冷战的持续，杜邦公司和美国zhengfu之间的关系又开始有所好转，这种好转也体现在肯尼迪对杜邦家族看法的转变上。
1961年5月，正是最高法院进行宣判之前，杜邦家族足足花费了一百万美元，买通了华盛顿的职业政治说客克拉克·克里福德——他在美国zhengfu圈层内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克拉克的运作下，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在此时来到杜邦家族成员中作客，无疑，这并不是什么巧合。
第二年2月3日，肯尼迪总统就签字批准了关于杜邦的议案，使之成为法律。一个月后，芝加哥地区法院再次为杜邦家族提供了最后的“支持”，法官判决在75名杜邦家族成员中，有35名可以从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那里直接得到他们所应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另外，杜邦家族中所有成员可以在当时或者将来直接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此外，法官还拒绝了zhengfu提出的要求，他不同意去永久性禁止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相互兼任董事以及其他活动，而是将禁令限制在10年之内。
这样的裁决显然失去了公平可言，直接导致zhengfu反垄断的态度发生变化，也违背了最高法院的意图，甚至违背了肯尼迪总统的原意。当肯尼迪在1962年签署免税法案时，他曾经对记者说：“应该清楚地说明，不论我或者国会议员，都没有批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能够通过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的渠道去转移到其股东手中。如果这样，就等同将通用汽车公司重新分配给杜邦家族成员，杜邦家族还是会依旧控制杜邦公司和通用公司。”
即便肯尼迪曾经这样说过，但此时，zhengfu中的其他人选择了遗忘，他们并没有针对新的判决进行上诉。就这样，杜邦家族总共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而帮助他们的人也得到了足够的好处——杜邦们任命克里福德为威尔明顿银行的副总裁，并在州钻石电话公司里给了他一个董事的职位。
1965年，杜邦公司完成了财产的分离。1962年，他们销售了2300万股的通用股票。1964年销售了1700万股。此时，还剩下最后的2300万股。在1965年4月的股东会上，新任总裁拉蒙·杜邦·科普兰宣称，得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股东，现在获得了超过单一杜邦公司股票的收益。不过他并没有说，通用汽车公司在法律上摆脱了杜邦公司的掌控后，经营业绩变得更好了。他更没有指出，之前杜邦公司的生产经营业绩中，有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失去了通用公司这笔可观的利润，对杜邦而言，毕竟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
海外红利
战后工人运动的高涨、通用汽车公司的剥离，让杜邦公司的新首脑开始不断考虑如何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为此，他们不断研究如何面对世界性的市场变化，希图通过扩大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获取新的红利。
早在二战爆发之前，杜邦公司就已经在海外有所经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那时在海外进行的投资建厂，将产品向国外推销，其重点主要是针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相关企业签订各种形式的协议，完成专利许可证为主的技术转让等。因此，当二战爆发时，与小拉蒙·杜邦所宣称的有所不同，杜邦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规模与其国内事业相比，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1939年时，杜邦公司的出口额不过1480万美元，只占其全部销售额的5%，其海外投资只有2060万美元，不过是公司总投资的4%。从总体上看，杜邦公司在此时对海外市场实际开发进度的缓慢，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业绩与利润相当可观，自然难以点燃拓展海外市场的雄心。
然而，当无休止的反托拉斯诉讼开始之后，情况就变得有所不同了。根据判决，杜邦公司与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必须解散联盟，在此过程中，杜邦为了躲避追究，将之前掌控严密的尼龙生产制造技术有意地转让给一些中小化学公司，全美国有23家公司就此掌握了尼龙生产技术，导致国内尼龙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其中，孟山都公司抓住机会，兼并了不少中小型企业，迅速增加对海外的投资。1953年，这家杜邦的对手公司向海外投资5700万美元，到1959年，这个数字就迅速扩大到1.5亿美元。
孟山都公司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奇怪。那时，海外的尼龙市场属于空白，有着很大的利润空间，远远超过了杜邦公司在国内所定出的10%的利润率底线。
再加上海外有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经济落后国对外商有极为优惠的政策等，这些因素也同样让杜邦对海外投资的兴趣有所增加。
到二战末期，杜邦每年的产品出口额已经由之前的2000万美元，上升到3940万美元。在5年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先前占公司总销售额的5%上升到6%。当然，这种上升速度相比其他企业而言，依然属于小心谨慎的。直到1949年时，杜邦公司的总出口额依然只有6200万美元，增长幅度不算大。从此时到1957年之间，杜邦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始终在6%和8%之间波动，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突飞猛进，这体现出杜邦公司的高层此时依然对海外市场抱有谨慎看法。
在保守看待海外市场的高管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名为安格斯·埃克尔斯。当时，他担任杜邦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对海外投资持有反对态度，每当有人提出加大海外开发力度，他就会固执己见地压制说：“这些方法，我们以前都用过，不起作用。”
实际上，埃克尔斯所说的情况，早已是过往的经验。但他的看法代表了此时杜邦决策群体中的重要意见，即海外投资虽然有巨大吸引力，但也有相当的风险。例如那时的欧洲处于战争重建阶段，经济状况不理想，一些老牌强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制定了高关税政策。在这些国家投资经营，不仅无法得到优势，还可能承受由于政策问题而带来的经营不善问题。即便在美洲也是如此，例如杜邦公司在巴西投资的杜皮里尔公司效益就始终不佳。在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于1947年突然推出了限制外国公司政策，也让杜邦损失惨重，甚至其投资建造的人造丝和硫酸工厂，都有随时被该国zhengfu没收的危险。相比之下，美国国内虽然有竞争对手和司法调查，但同样有着稳定的经济政策、严格的法律程序，有着杜邦家族经营上百年的关系网络，对杜邦公司更为安全稳妥。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杜邦公司对外贸易管理分散，没有形成统一部署，也缺乏对国际市场形势变化的及时与准确把握。因此，他们一时间也很难打开局面。
直到1957年，杜邦公司的海外扩展才有了新气象。此时，拉蒙·杜邦·科普兰担任了公司总裁，他掌握杜邦公司19万多的普通股、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33多万股票，个人资产高达3亿多美元，在杜邦公司有很高的威望与发言权。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迥然不同，和老一辈人物比起来，科普兰头脑灵活而思想解放。他对于公司内以克劳福德为代表人物提出的对外发展意见非常重视，在他的周围，新的高管们几乎都毫无异议地同意加强对外贸易和投资。
1958年，杜邦公司成立了国际部，负责公司所有海外企业的运营管理和经营销售，对发展方针进行规划并提出建议。国际部内按照地区分设两个部门，一个负责拉美地区，另一个则负责欧洲事务。很快，国际部在公司内的地位，已经和直接管理国内生产经营的工业部旗鼓相当了。
此时，世界形势趋于稳定，艾森豪威尔zhengfu积极鼓励私人对外投资，对于前往欧洲和拉美的企业投资，zhengfu十分支持，并可以减免税收。趁此机会，杜邦公司在荷兰建立起一家独资经营的海外公司，不久又在北爱尔兰投资千万美元，建造了氯丁橡胶厂，用于向欧洲共同市场的渗透。这些行动表明，杜邦公司开始深入到欧洲市场内，从之前单纯重视生产专利和产品输出，转向于资本输出，利用直接投资建厂的方式去对海外市场进行占领。
随着初步投资的顺利运作，杜邦公司又于1957年在北爱尔兰建立了德里工厂，在委内瑞拉建涂料厂，在巴西和智利建造了大型冰箱厂，在古巴建立了油漆厂。随后，杜邦又在德国和法国有所动作，在德国，他们收购了一家国际合资企业阿道科斯摄影股份公司，在法国，杜邦公司和库尔曼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在瑞士，他们还专门设立了销售机构，负责欧洲地区总体销售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