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2）（第2页）
至于沿海一带每有倚冒势焰，故立墟场，有如鳞次。但知抽税肥家，不顾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蔑、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55]
同年，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了坚壁清野的建议。他说：
逆郑虽生踞波涛，势不能不聚粮于平地。臣以为宜效坚壁清野之计，除高山峻岭不可攀缘处所外，凡平原旷野多筑坚厚墙垣，迂回其道，相地广狭，间筑城堡，可贮粮石，扎营寨兵，可守望亦可设伏。地如民产，令民自筑，免其徭粮，如系闲旷，当督守汛兵丁修筑。使彼来无所掠，去不能归，此坐而窘之一道也。[56]
在全面迁界以前，少数地方已经采取了把海滨居民赶入内地的措施。例如，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九月，得旨允行[57]。
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出自黄梧的建议：
海澄公黄梧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58]
另一种说法是清廷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清初王沄写道：
呜呼，倡为迁海之说者谁与？辛丑（顺治十八年），予从蔡襄敏公（蔡士英）在淮南。执政者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浙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焕所献策也。”公曰：“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华，少时被虏出关。……从入关，始与其弟星焕相聚。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盖蔡公之言如此。……呜呼，不仁哉！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59]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持同样说法，只是方星华写作房星烨，方星焕写作房星曜。“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者，为索国舅门馆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版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升房星曜为道员，病死无嗣。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60]康熙《漳州府志》的记载也大抵相同[61]。又，该书卷十《秩官志》记知府有“房星烨，正黄旗人，贡生，（顺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贼，既而逃归”。另据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本省任职官员名单中按察副使项下有“房星焕，北直永平人，廪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62]。
参考各种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先后提出过类似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迁海诏书发布不久，湖广道御史李芝芳就“冒死条陈”八不可，其中说：“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今诏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63]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病危，不用再担心“功令之所甚严，诸臣之所忌讲”了，直言不讳地反对迁界：“臣思设兵以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之赍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64]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奏称：“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65]前引漕运总督蔡士英（蔡祖籍为江苏宿迁[66]）的私下非议也透露了个中消息。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胄。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战，决心牺牲一部分汉人的利益。作为满洲家奴的房星焕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级提拔。
沿海迁界令发布以后，清廷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员前往各省巡视“立界移民”[67]。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迁界的范围原则上包括了沿海各省。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68]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不过，由于郑成功义师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zhengfu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执行得也最严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自江苏以北，迁海政策相对而言执行得稍宽一些。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谈到迁海情况时说：“于是尽徙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之地，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澨，片板不容入海洋。……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以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69]山东距离福建和台湾较远，迁界的规模和时间都比较有限。1663年（康熙二年），山东总督祖泽溥疏言：“宁海州之黄岛等二十岛及蓬莱县之海洋岛，皆远居海中，游氛未靖，奸宄可虞，请暂移其民于内地”，得到清廷的批准[70]。到三年六月祖泽溥的疏中又说：“登、青、莱三府属海岛居民已归内地，其岛内地粮应豁免”[71]，看来山东省所迁的只是海岛居民。四年三月，清廷谕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前山东巡抚周有德亦曾将民人无以资生具奏。今应照该抚所请，令其捕鱼，以资生民。”[72]所以，当时人认为清zhengfu推行迁海政策“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73]。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发布《严禁通海敕谕》，其中说：“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下文说“今滨海居民已经内迁，防御稽察亦属甚易”，自康熙元年起如仍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74]。这里说的从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贼兴贩者”，实际上掩盖了越界一律处斩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离上，史籍中有说濒海三十里的[75]，有说四十里[76]、五十里[77]以至二三百里的[78]。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谕陈言疏》中有，“顺治十八年奉旨沿海迁移三十里”，又说，“迁界原奉旨三十里”[79]。洪若皋当时任职福建福宁道，他在疏中自称“沿海七百余里，悉臣管辖”，由此可以断定清廷发布的迁海诏书中规定了以距海三十里为界。实际上由于地势不同和奉行官员的任意专断，各地所立的边界距海里数并不一样。洪若皋的疏中就说道，“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下面这段记叙多少反映了当时划界的情况：
于是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有司惧供亿之烦扰也，则采山之最高者设帷幕以俟。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定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辄百余里云。[80]
从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报告的情况来看，即使在同一个县内各处迁界的里数也不一致。例如，广东的钦州边，“边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为织篱围村、鱼洪村；三十里者为黄屋屯、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鸡窝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旧关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长山村、埠头村、那畔村、料连村；及近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岭脚村等，皆移并，三年续迁，共豁田地四百七十一顷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万安所，七十里牛头寨，五十里泽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镇东卫，附海五里海口桥、上迳镇，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顷有奇”[81]。可见，那种认为各地迁界是一律后迁若干里的说法不够准确[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