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第2页）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45]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绝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唯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尚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46]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47]。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1]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2]

《先王实录》第八十四页。按：杨英把这封信记载于永历八年（1654），更奇怪的是放在李定国另一封迎永历帝入滇后写的信件之后。杨英作为当事人恐不至于这样粗疏，有可能是故意颠倒信件前后次序，借此掩盖“藩主”对永历朝廷的真实态度。

[3]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

[4]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5]

《虔南奏议》卷六；《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6]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三页，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南王、靖南王揭帖引雷州副将先启玉语。

[7]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顺治九年八月升南赣副将刘伯禄为广东潮州总兵官。

[8]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五○至一五四页《广东巡抚揭帖》残件。

[9]

同上。按，郝尚久随李成栋反清后，受封新泰伯；永历四年（1650）加封新泰侯，见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戴笠《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反清后自称“复明将军”，疑误。反清时间，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于顺治十年四月；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三记于六月乙未朔，云“大清潮州守将郝尚久叛降郑成功”，均误。

[10]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自称复明将军，挟诸乡绅入城，尽反清所署官属。愿从者仍与原衔，不愿者拘留之，惟教官以下听。下各邑追印，多挟印去，空城以待。惟龙溪知县焦某举城旧之”。

[11]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参见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