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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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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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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揭帖,见《史料丛刊初编》。按,《吴郡日记》第二一五页说吴胜兆“虽生蓟北,原籍南京”。

[4]

《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页《刑部残题本》中云:顺治三年奉圣旨,“李成栋、吴胜兆着各罚俸六个月”,这以后吴胜兆“怨望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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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引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揭帖。

[6]

王沄续《陈子龙年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陈子龙诗集》第七一九页。

[7]

参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五《夏之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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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页《刑部残题本》云:“至三月十六日回松江,先领与吴提督□□□(银印一)颗,伪印上镌监国鲁王颁隆武三年□□□□(x月,伪印)上篆平江将军,(下缺十二字)日补铸伯印赍来。”同书第三十二页另一件《刑部残题本》中也说:“隆武三年新铸之银印已入胜兆之囊。”又,《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八五页“苏松巡按卢传揭帖”残件(顺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到)中也说:“讵意叛督吴胜兆潜通贼党,曾受伪鲁国银印,甘为内应。”按,这颗银印既以“监国鲁王”名义又用隆武年号,反映了舟山群岛内尊鲁、尊唐势力之间的争执和妥协。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记载:“时斌卿已进肃虏侯,其肃虏伯印犹在。名振即以其印封胜兆,刻师期。”当为传闻之误,自应以档案记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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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三页《刑部残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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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页,顺治四年四月江宁巡抚土国宝“为紧急塘报事”揭帖;《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二至三十四页《刑部残题本》。李魁为吴胜兆下崇明营副将,见顺治四年三月苏松巡按卢传揭帖,《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四页。

[11]

《海东逸史》卷八《沈廷扬传》记“统水船二百余号”;同书卷十二《张名振传》作“联?二千”。顺治四年五月江宁巡抚土国宝“为再报湖海并捷以靖海氛事”揭帖说“贼船百余号”,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190号,估计遇风前约为二百余艘。

[12]

佚名《舟山纪略》云:“丁亥五月吴淞提督吴胜兆谋叛,以血书通名振求援。时(监国鲁)王驻玉环山(即玉环岛,属浙江省),名振奏请给敕印三百道,命张煌言监其军,徐孚远副之。五月初六日自岑江(即舟山岑港)进发,联?二千六百号,兵五万有奇。……十三日祀神放炮,龙惊鼓浪,飓风大作,北师乘之,全军尽覆。……”这里所记的五月当是四月之误,其他情节可以同他书相参照。《海东逸史》卷十二《张名振传》记舟山海师“将抵崇明,海啸,大风,舟覆”。据《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十二页“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残题本”云,沈“廷扬口供,张名振在阵堕海,止有黄斌卿孤踞舟山,不久自殒”,可以证明黄斌卿本人并没有参加进攻吴淞之役。

[13]

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为苏松提督吴胜兆忽有变异事”揭帖(见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中说:张名振“满身湿衣,投入松江之僧庵,以腰藏伪银印向僧玄一易布衣二件,剃发留顶而逃”。任光复《航海遗闻》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把玄一写作一泓,其文云:“初,名振兵败于洪涛中,遇煌言浮篷上得不死。寻逼岸暗行二里,遇一庵,名振叩之,僧号一泓者见名振即为剃发易服,饭毕令即走。名振贻印嘱以后骑(期?)。会缉兵骤至,搜捕之,得大领湿衣并印。僧赚以他路,追不获,僧伏诛,名振得脱,遂归舟山。”洪承畴疏中说张名振以“伪银印向僧玄一易布衣二件”,似乎玄一帮助名振脱险是为了图利,实则不然。名振孤身一人化装脱逃,不便携带明朝官印,交玄一代为保管自在意料之中。

[14]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一九二页。

[15]

见上引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洪承畴揭帖;参见上引《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八五页,“苏松巡按卢传揭帖”残件,张名振之弟张名斌登岸后“势穷”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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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题本残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十二页。

[17]

参见顺治四年四月江宁巡抚土国宝“为紧急塘报事”揭帖,《明清档案》第五册,a5—155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页。